当前全球通货膨胀的形成和治理研究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新冠疫情、货币超发、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乌克兰危机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共同推动全球进入高通胀时代。一些西方国家采取激进的加息政策对抗通胀，给全球经济带来外溢风险。本文对新形势下全球通胀情况和成因进行分析，结合历史上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的办法和成效，认为全球通胀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此基础上提出做好我国物价稳定工作的建议，以供参考。
一、相关理论研究
理论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价格上涨通过贸易、货币等途径相互传导，形成全球通货膨胀的局面。具体看，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传导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货币传导，表现为资本在国家间流动。货币总供给的过度扩张，即货币供应量超过实际需求就会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和通货膨胀。二是商品的需求变化，通过贸易渠道相互传导价格上涨压力。三是价格直接传导，通过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联动，使得不同区域间价格直接传导。四是预期传导，各国通胀将随一致性的预期自我实现。从实证分析来看，Alessio等（2012）选取美国货币供应、物价水平、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等指标构建模型，得到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是引发物价水平上涨的内生变量。Belke（2014）构建计量模型，得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通胀水平抬升的主因是流动性过剩。卢延纯、赵公正（2017）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CRB指数）对我国物价水平尤其是PPI价格指数具有显著影响。
当前全球通货膨胀呈现更复杂的特征，传导和阻滞同时存在。与前述传统路径不同的是：在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对本轮通胀的形成占更重要的位置。一是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各国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二是一些西方国家设置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直接导致贸易成本上升。三是一些西方国家对特定国家、特定产业实施所谓制裁，人为造成供应中断、产业链扭曲。四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扩大了供应链的阻滞。这种产业链供应链阻滞直接提高贸易风险和进口成本，且这种成本的提高具有粘性，难以降低，表现为国家之间的通胀差异，商品进口国通胀压力更大。卢延纯、赵公正（2022）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是本轮全球通胀的总根源，其他因素围绕着保护主义不断演变，是全球高通胀的“病根”。
从我国情况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从过去的需求扩张等国内因素为主转为国内外因素共同推动，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输入性上涨压力加大。受国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影响，2021年10月我国PPI同比上升到13.5%，创历史最高，2021年全年PPI同比达到8.1%，表明输入性通胀成为影响国内物价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何化解本轮由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特别是产业链重塑、供应链阻滞带来的成本上涨压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将对当前全球通胀形势进行分析，结合二战以来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应对通胀的经验教训，预判未来全球通胀形势和治理措施，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二、全球通胀情况及形成原因分析
（一）全球进入高通胀时代
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6月美国CPI环比上涨1.3%，同比涨幅升至9.1%，再超市场预期，创41年来的新高。从美国CPI分项看，能源价格依旧是CPI上涨的第一推动力，增速和贡献均较5月有所扩大，同时食品、房租、服务价格涨幅和对CPI的贡献也均较5月扩大。欧元区2022年6月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为8.6%，为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能源价格上涨对欧元区通胀的影响更为明显。根据HICP分项指标，能源价格同比涨幅从2022年1月的28.8%扩大到6月的41.9%，对通胀贡献了约一半的增量。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胀发展形势是全球通胀的缩影。当前，许多国家通胀水平仍在迭创新高，表明全球还处于高通胀时代的上升阶段（见表1）。
注：数据来源为各国统计部门，标*为前一个月或季度数据
面对全球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有关国际机构的观点也较为悲观。总体看法是目前通胀仍在上升，当务之急是控制通胀，直到通胀预期得以稳定，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到2023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通胀上升速度在不断加快，全球通胀形势短期内难言见顶。2020年全球通胀率为3.2%；2021-2022年，全球通胀增幅由1.5个百分点扩大至2.7个百分点。截至2022年4月，全球通货膨胀率升至7.4%。
（二）全球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剧，成本上升。全球芯片危机就是典型的保护主义例子，人为地扩大了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导致供应短缺、价格暴涨。以美国为例，2017年以来美国对我国输美商品实施加征关税等保护主义政策。根据有关机构的研究，若美国取消对我国加征关税，影响其CPI下降约1.3个百分点，而2021年CPI上涨4.7%，表明加征关税对美国CPI有显著影响。2022年以来美国政府多次表示，对削减乃至取消对我加征关税持开放态度，但出于“政治正确”，取消关税难以落地。2022年3月初，美国联邦政府颁布新政，将采购的物资本土零部件占比从55%提高至75%，保护主义色彩浓厚。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贸易风险，不断推升贸易成本。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世界治理体系的不足、加深了保护主义的沟壑、助推了通胀的蔓延。特别是“疫苗民族主义”，使得西方与其他国家的“信任鸿沟”继续扩大，经济复苏步调不一，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转失序。
三是西方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全球流动性过剩，为通胀提供了条件。以美国为例，为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不仅实行零利率，而且启动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债务剧增，全球流动性泛滥。从2020年3月开始的两年时间里，美联储总资产规模从4.2万亿美元翻倍扩张至9万亿美元，全球股市率先恢复，2021年许多大宗商品价格创历史或多年新高。
四是地缘政治冲突为全球通胀不断“添火”。俄乌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和能源出口国，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对全球通胀上升的压力不可低估。俄乌冲突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持续提供资金和武器，对俄经济、金融制裁不断加码，使得战事久拖不决。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使得国际粮食和能源市场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急剧上升，价格剧烈波动，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综合来看，本轮高通胀的根源是一些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和贸易成本上升，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突发因素加剧了供需矛盾，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了通胀幅度和上升速度，共同促成全球40年未有之高通胀。
三、西方主要国家治理通胀的措施“墨守成规”且存在失灵风险
（一）二战以来美欧日通胀情况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通胀水平曾几度大幅上升，尤其是在1973-1982年均维持在6%以上。第一波通胀发生在1946-1948年的战后恢复期，美国大量投资新兴产业、现代化公共设施、重大科研项目等，大规模刺激政策导致美元超发，引发严重通胀，CPI最高为19.7%；第二波是在1974-1975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CPI最高涨幅为12.3%；第三波是在1979-1981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从13美元/桶暴涨至32美元/桶，酿成仅次于二战结束时的恶性通货膨胀，CPI最高涨幅为14.8%。
欧洲和日本代表性的通胀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部分国家通胀率达到了两位数。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CPI涨幅达到21%，英国、德国CPI涨幅分别达到14%、7%；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日本、英国、德国CPI涨幅分别为5.5%、14%、5%。
（二）美欧日治理通胀的主要措施
一是采取货币紧缩政策，控制货币发行量。1979年8月，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放弃原来小步慢走“渐进主义”的货币政策，采取激进加息，美国基准利率短时间内提高了3倍，从5%提升到20%，最终以美国经济两次陷入衰退为代价遏制住通胀，史称“沃尔克时刻”。德国抑制通胀的关键手段也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央行贴现率从4%提高到9%；70年代末，央行贴现率从3.8%提高到近10%，均有效抑制了通胀。日本央行也是采取升息、提高准备金率等缩紧银根措施。
二是通过各种手段降低能源价格。1974年8月，美国与沙特建立石油美元机制，沙特接受以美元作为石油出口计价和结算货币。“石油美元”机制再次确立了美元霸权。一方面，巨量的超发美元进入国际市场，以石油美元形式进行牟利蓄水，减轻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石油美元体系帮助美国化解能源危机。1980年以后，原油价格出现下跌，特别是1985年底沙特不再限产，油价大跌，进一步压低了物价水平。
三是支持农业发展，保障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除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外，和自然灾害导致全球农产品减产、酿成粮食危机也有很大关系。因此，西方国家将农业保护放在政府决策的优先地位，保障粮食生产自给自足和价格稳定。政府大力资助农业发展，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客观来说，目前美欧农业科技水平和竞争力处于全球前列。
四是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预价格。如美国成立反通货膨胀的“审查委员会”，出台政策限制物价上涨幅度，并授权总统在国家经济形势需要时，可以控制工资和物价。面对本轮通货膨胀，2022年2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两部新的反垄断法案（《美国在线创新与选择法案》和《开放应用市场法案》），规范大型科技平台公司行为。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涉及气候、医保、税改等领域，以解决气候和通胀问题。法国规定在物价飞涨时，政府有权控制物价和工资增长。日本政府通过颁布法律，如《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1973年出台，2020年修订）等对物价进行调控。
（三）当前美国通胀治理失效，激进加息对全球经济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
从通胀的角度看，当前美国经济和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出现了三大变化：中低端制造业大幅萎缩，需要大规模进口；从主要能源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农业领先全球，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面对高通胀局面，美国仍坚持“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愿通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愿取消加征的关税。新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对抑制本轮通胀几无影响，被媒体批评“名称和内容不一致，更像是为拉选票，而不是抑制通胀”。因此，上述抑制通胀的措施，在行政和法律手段受限的情况下，唯剩下紧缩货币政策一条。从今年美国应对通胀政策调整看，也是主要采用加息的办法。由于激进加息对生产和供应会产生负面影响，“药不对症”反而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对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降低通胀预期带来新的难题，存在失效和失灵风险。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全球供应链成本大幅增加，推高全球物价水平。2017年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坚持美国优先，高举保护主义大旗，全球化遭遇逆流。2021年拜登上台后，为扭转抗疫失败、重修“民主灯塔”形象，回归带有“民主标签”的多边主义，实质上加速了保护主义的趋势。例如，西方媒体炮制“新疆棉花”事件，就是打压我国经济、阻断我国纺织品产业链的典型。总之，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不计成本地强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并为转移国内矛盾极力寻找他国作为“替罪羊”，使得经济让位于政治正确，表现为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且这种成本增长具有粘性，难以消除，逐渐积累到2021年在全球爆发出来。
二是美国政府轻视通胀危害，将全球拖入通胀“泥潭”。早在去年二季度，美国物价已出现明显上升趋势，但美联储屡次用阶段性、一次性等词混淆视听，漠视通胀风险。今年物价飞涨时，美联储多次发出见顶判断，还将原因归结于俄乌战事，直至3月份才开启加息进程。轻视通胀的结果就是，加息启动过晚，实际负利率仍在扩大，上半年对遏制通胀基本无效。在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时期，美联储就出现过加息太迟太慢，且多次下拨巨额财政资金进行补贴的情况，结果导致通胀反反复复。“沃尔克时刻”表明：惧怕衰退无法抑制高通胀，要客观正视通胀危害，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我们认为，面对世纪大疫情，释放流动性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刺激经济的药方，但是经济尚未实质性复苏，资金主要进入资本市场，推高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推动全球通胀更早更猛的到来，导致美联储“极不情愿”提前启动加息。
三是利用“美元霸权”激进加息，将通胀风险向全球转移。“美元霸权”是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石。结合本文通胀内容，“美元霸权”可以理解为向全球征收的“通货膨胀税”。从汇率角度看，美联储启动加息后，美元大幅升值。由于汇率是一个“以邻为壑”的变量，美元升值有利于资金回流和美国金融市场，对美国民众来说进口商品更为便宜，会减缓美国长期通胀压力。从实际效果看，升息会将美国通胀的压力转向国外，由全球为美国通胀买单。也就是说，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收割全世界的羊毛。同时，在全球高通胀和美西方央行激进加息政策影响下，新兴市场国家饱受通胀危害，面临物价高企、经济衰退、本币贬值、资产外流、社会动荡等多重困难。例如，斯里兰卡因高通胀宣布国家破产。
四、未来全球通胀形势研判
总体判断，未来几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继续蔓延，产业链供应链在紊乱中继续重构；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多，激进加息导致经济增长动力更显不足；主要货币利率远低于通胀水平，实际负利率的金融环境仍在继续推升物价；俄乌冲突影响短期难以消除，地缘政治风险恐将长期化；大宗商品价格虽有回落但仍处于高位，粮食和能源价格高企更为持久。由此认为，本轮全球高通胀尚未见顶，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一）西方国家通胀形势研判
首先，美国激进加息对遏制通胀的短期效果不显著，高通胀形势将延续到2023年。美联储从2022年3月开始货币政策从极限宽松转向激进加息，上半年累计加息150个基点，预计在年底利率会提升到3.25%-3.5%左右。从市场反应看，美元快速升值，资金加速回流，2022年以来升值幅度超过12%。美元升值从两个方面有助于美国降低通胀压力：一是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美元升值有助于价格回落；二是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
不过，来自供应侧的价格下降仍不足于扭转物价整体上升趋势。来自需求侧的拉升作用，以及工资增长和实际负利率环境，对通胀的推动作用还将持续，长期通胀压力仍存。如服务消费增速未见明显回落；失业率处于低位，工资增速未见拐点；房租仍处于上涨趋势。预计美国通胀2022年底前可能在7%以上，2023年将处于5.5%左右的水平。
更深层的看，美国通胀可能比市场预期持续更长时间。首先，美国仍然没有正视通胀根源，回避其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供应链创伤，成本粘性无法消除。刘元春（2022）认为，全球将进入高成本时代。其次，将通胀问题甩锅俄罗斯，在俄乌问题上持续“拱火”，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继续高企。最后，美联储独立性、专业性下降，迫于政治压力政策框架一再调整，且忘记历史教训，仍试图在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物价稳定之间找到平衡。
欧洲能源危机难解，通胀上升压力犹存。乌克兰危机加剧了欧洲天然气困境，预计通胀问题比美国更为持久。根据欧盟委员会近期发布的夏季经济展望，超预期的乌克兰危机导致经济持续恶化、通货膨胀加剧。欧盟委员会将欧元区2022年和2023年两年实际GDP增速分别下调至2.6%和1.4%。德意志银行表示，乌克兰危机导致的能源供应紧张加剧了欧洲的能源短缺，预计德国通胀还没有达到峰值而经济在走向衰退，2023年将收缩约1%。
日本经济面临较大变数。一方面，2022年5月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为2.1%，通胀水平相对温和；另一方面，日本经济面临日债危机和日元贬值等问题，加大了金融市场不稳定和输入性通胀压力。
（二）新兴经济体通胀形势差异较大
最新数据表明，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正在缓解。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最新报告，2022年6月CPI环比下降0.35%，为2022年首次环比下降；当月CPI同比涨幅也由上月的17.1%降至15.9%，显示出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6%的中期通胀目标上限，但更大的风险来自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导致印度外债规模与外汇储备严重倒挂，外债风险急剧上升。
土耳其面临“工资—物价”的螺旋上涨困境。土耳其政府从2021年开始通过降息应对通胀，加剧了通胀幅度。2022年5月、6月CPI同比涨幅分别为73.5%、78.6%，是199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迫于通胀压力，土耳其两次大幅提高工资标准，进一步推高物价水平。
（三）我国经济韧性足，物价稳定有牢固基础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价格部门会同有关方面综合施策、精准调控，有效应对输入性影响，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物价水平总体稳定，成绩来之不易。202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CPI上涨1.7%，相对温和、符合预期，“国外高、国内稳”的物价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下半年，我国经济潜力大、韧性足、活力强的特点没有改变，政策工具箱依然充足，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预计在各项稳增长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长将有所加快，不过仍然面临输入性价格上涨压力，以及猪肉价格上升、上下游价格传导增强等因素，预计CPI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3%左右的预期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五、做好我国价格稳定工作的启示和建议
历史表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遏制通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不能高估美联储的智慧，也不能低估其遏制通胀的能力。鉴于“沃尔克时刻”带来经济衰退的惨痛教训，以及美联储的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下降和此前表现出的错误认识，美联储虽然表示要全力对抗通胀，但前提是加息不能引发经济衰退。预计后期美联储大概率仍是维持实际负利率，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逐渐转移通胀压力，目的是在较高通胀（如3%-5%）情况下，美国经济仍能实现正增长。欧洲、日本经济可能处在衰退的边缘，资源出口国和中国经济仍延续一定程度的增长，不排除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陷入债务危机。
总之，全球经济发生类似20世纪70-80年代“严重滞胀”的风险较低，可能会进入“中度滞胀”阶段。防通胀的国际环境不利于我国稳增长大局，表现在加息外溢效益、金融市场波动、出口乏力、高价大宗商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虽然我国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的基础仍很牢固，但也要做好充分准备，提前谋划更加强有力的应对之策。
1.高度重视通胀问题。当前国外很多国家正经历高通胀的风险，一些国家出现游行示威，个别国家还发生动乱、政府倒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对通胀的危害性认识不够，引起老百姓的不满。物价稳定是真正的“国之大者”，通胀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价格管理的有效机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我国通胀预期抽样调查制度。调查对象包括消费者、企业人员、经济学家、资讯机构等，通过扩大调查样本对象，弥补政府部门预测的局限性。研究建立利率、工资与物价水平的动态模型。通过分情景模式，预计不同利率、工资水平下的物价形势，完善价格管理抓手。
3.千方百计保障国内关键民生商品和能源的供应稳定。粮食、生猪、煤炭是影响居民生活和物价水平的关键性产品，其价格的变化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对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正常生活非常重要。要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生猪生产、猪肉价格稳定，增加煤炭供应，务必使煤炭等能源资源性产品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保障居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
4.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价格操纵行为。当前，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市场和价格监管的重点领域。建立健全市场预期管理工作机制，形成正确预期引导合力。强化价格预期管理，防范炒作预期自我实现。加强舆情监测，严打虚假信息。强化期货市场监管，监测资金流向，特别是国内外市场联动较强的期货品种，严防内外游资串通炒作。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恶意涨价、囤积居奇等行为。
5.谨防美国激进加息对我国的外溢风险。激进加息将加速全球资本流动、加大汇率波动，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挑战。要谨防激进加息对我国的外溢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6.加强对国际经济和大宗商品的分析研判，正确应对输入性通胀风险。密切跟踪美欧经济发展变化，继续加强对海外经济监测分析。加强重点大宗商品来源国和供应链的分析研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建立灵活、高效的大宗商品价格监测、预测、预警和信息发布组织体系，树立品牌，增强影响力。